华东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大学“插班”试了20余年，为何“转学”的依然寥寥无几)

文 ｜ 《中国科学报》 记者 陈彬

大学也有“插班生”？是的。

不久前，上海市教委发布通知，同意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14所普通高校在部分专业中继续开展招收插班生的试点工作。上海市普通高校在籍本科一年级优秀学生可通过考试，进入上述高校的相关专业就读。

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来临。对于处于备考焦虑中的考生和家长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也是破除“一考定终身”的路径之一。

“从本质上说，插班生制度就是转学制度，是国内高校针对学生校际转学开展的一项探索。”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卢晓东说。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高校，插班生制度开展至今已有20多年历史，却依然处于“试点”状态，甚至试点高校范围以及招收学生数量都没有明显扩大，仍只是上海独有。这20多年间，国内高校也鲜有学生成功实现“转学”。

小范围内的“掐尖”

作为国内首创，上海市的插班生制度设立于2000年，当年便有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大学等7所高校参加。由于高考失利而未能考进名校的学生，由此有了二次圆梦的机会。

上海市某插班生试点高校招生工作人员李华（化名）告诉《中国科学报》，目前她所在的高校每年招收插班生名额为30多人。多年来，该项制度在学生中是很受追捧的，每年的竞争激烈程度不亚于第二次高考。从结果看，借助该制度进入学校的学生也颇具竞争力。

“早年未实施平行志愿时，‘插班生’很受欢迎，学院方面的评价很高。”她说，实施平行志愿后，“高分落榜”的考生大幅减少，但插班生“至少没有拉胯”。

尽管如此，李华也承认，实施多年来，该制度“好像并没有进一步扩大范围的打算”。

事实上，在插班生制度实施10年后的2010年，曾有媒体报道，复旦大学宣布将退出插班生招生考试，上海交大、同济大学等高校也曾有过类似举动。

至于原因，除了“平行志愿”带来的冲击外，有学者分析还包括较少的招生人数与学校在组织命题、考试、录取及后续的学籍调整、院系安排等方面花费的精力之间不成比例，以及学生“插班”后，虽然学籍发生了变化，但有关部门下发给高校的“人头费”却并未随学籍转移，导致大学招得越多越吃亏。

此外，也有招办老师向媒体透露，插班生考试就像一扇进名校的“小门”。每次考试，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未达到招录水平的考生和家长觊觎。为此，学校不得不顶着压力杜绝“条子生”……

有意思的是，仅一年后，复旦大学就宣布恢复插班生制度。但与2010年相比，该校的招生计划和招生专业都有所减少——招生计划从26人减为20人，招生专业从9个减为两个。直至2022年，该校招生计划也只有7个专业、28人。

总之，在实施20多年后，插班生制度依然局限于上海市高校这一小范围内。根据济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宋旭红课题组的统计，目前上海市高校的插班生年度招生规模不足300人，而且各校的计划招生数参差不齐，其中东华大学2021年的计划招生总数只有6人。

尽管如此，从全国范围看，上海市的插班生制度目前依然属于国内高校在学生转学制度探索方面，少有的几个“亮点”之一。

“在我们的统计中，目前国内高校之间的专升本制度是一种可通行并被认可的转学制度。此外，可能就只剩下插班生制度了。”宋旭红说。

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是“专升本”还是“插班生”，其本质均是为那些成绩较好的学生提供二次选择的机会。比如，插班生制度对于申请学生的一项基本要求是其在原学校的成绩不能挂科。近两年，各校对学生的成绩要求有提升的趋势。据了解，有学校要求学生的绩点要达到满绩点的80%甚至90%。

在这种要求下，能获得转学资格的学生几乎都是“尖子生”，以至于受访时，有高校招生部门工作人员直言不讳地表示，插班生制度“本来就是一种掐尖”。

因而，如果一名学生由于不适应目前的学习条件或环境而希望转学，通过上述渠道成功的可能性就非常低了。

在调研中，宋旭红课题组成员、山东交通学院威海校区教师高源统计了一所“双一流”高校、一所地方高水平本科院校、一所地方本科新建院校以及一所高职院校近5年的学生转学情况，发现总共只有13个转学事例。其中，因身体原因转学的有8人、因家庭特殊困难转学的有3人、因特殊计划录取1人，由于不能适应学习环境而转学成功者只有1人。

“这是否代表着国内学生没有这样的转学需求？相信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高源说。

转学制度的“时空盲区”

在卢晓东看来，自由转学制度对于拔尖人才培养的重要性被大大低估了。

“高考时的学生只是处在人生的一个时间点。我们不能以固定的高考分数形成对学生僵化的判断，进而框定其未来无限发展的可能，而是要通过灵活的转学制度，为不断变化发展的学生提供适切的学习机会和环境场域，以帮助其实现新的抱负和发展愿望。”卢晓东说，这就是转学制度的哲学基础。

在现实层面，灵活的转学机制曾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制度。比如1926至1930年间，清华大学招收的转学生占总招生数的比例分别为10%、6%、18%、11%和21%。“作为大学升学制度的补充，转学制度为大量优秀人才提供了良好的异质学缘，造就了大批创新名家。”卢晓东说，比如李健吾、钱伟长、李赋宁、钟开莱、何兆武、林庚等学术大家均为转学生。抗战期间，李政道也曾从浙江大学转学到西南联大。

在一项研究中，卢晓东发现，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就读本科的院士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曾有转学行为，包括马宗晋（由北京大学转入北京地质学院）、戴汝为（由清华大学转入北京大学）、刘光鼎（由山东大学转入北京大学）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郭孔辉，本科期间他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吉林工业大学就读。

即便是当下，在美国等高等教育相对发达的国家，转学同样是其人才培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2012年，美国发布的《高校学生转学统计报告》研究了该国2006年秋季入学的约2800万名大学生的转学行为。结果显示，约有1/3的学生在5年时间里至少转学一次，25％的学生转学次数超过一次。

2010至2011学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共招收123名转学学生，占在校生数的2%。2019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收到的转学申请人数达24121人，录取5335人、报到3283人，占当年新生人数约36%……

“此外，目前在国内高校开展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中，已经有大量学生跨国转学的成功事例，对这些学生后续发展的研究已扎实展开。”不久前，卢晓东成功推荐一名北京大学本科生转学至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国内高校之间的转学生却属于“凤毛麟角”。

同样是高源做的一项调查——在搜集国内33所本科高校在5年左右时间内产生的转学生数量后，她发现如此庞大的学生群体中，只有80多个成功转学的事例。

“如果站在一个时空坐标系内观察，我们会尴尬地发现——在时间坐标上，我们曾在历史上有过灵活多样且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转学制度；在空间坐标上，目前国外也有着丰富的转学经验。但当下的我们却似乎处在转学制度的一个‘时空盲区’内。”卢晓东说。

“因噎废食”之嫌

要想突破这一“盲区”，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作为从事相关工作的一线人员，李华直言，校际转学目前并没有一个可操作性的细则，导致很多基础性工作很难开展。“比如，学生转学必然涉及修改录取新生名册，但如何从转出学校中的名册中去掉名字，又如何在转入学校的名额中加上名字，这样的工作程序都没有建立。”

然而，相比于某些插班细则的不健全，我国对于什么情况不能转学却有着明确规定。

比如，2017年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明确规定了6种不得转学的情况，包括入学未满一学期或毕业前一年的；高考成绩低于拟转入学校相关专业同一生源地相应年份录取成绩的；由低学历层次转为高学历层次的；以定向就业招生录取的；研究生拟转入学校、专业的录取控制标准高于其所在学校、专业的；无正当转学理由的。

宋旭红课题组曾对北京、上海、广东、湖北等10个省份发布的转学文件进行梳理，发现很多省份在国家规定的6个限制条件的基础上，还作了更加具体的规定。比如，要求转出及转入学校均需审核学生转学理由是否正当、证据是否充分，转入学校还需重点审核学生本人条件是否符合《规定》。

除要求严格外，有关部门对转学审批的设置不够灵活。比如，各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办理学生转学备案的时间一年只有两次，其余时间即便学生有转学需求也不会受理。

此外，现行的办理程序十分烦琐。“学校要出具证明，所在地的教育行政部门要协调将学生转至同层次学校。学生要说明转学理由，并获得转入高校的同意，同时审核转学条件，还要通过校长办公会或专题会议研究决定。”高源说，如果学生由于患病等原因要求转学，还需指定医院开具证明；如果学生家庭困难，还需要父母单位甚至家庭所在社区开具证明……

之所以设置如此烦琐的程序，背后的原因也不难猜测——毕竟学生转学背后涉及太多利益，稍有差错就会有损教育的公平性。

2015年，湖南大学曾一次性接收17名来自湘潭大学、吉首大学等高校的研究生转入就读。但由于转入和转出学校排名差距大、学生转学理由五花八门、未经公示等原因引发强烈争议。最终，湖南大学承认在此事件上“把关不严”，决定撤销相关学生的转学决定。

该事件发生后，国内高校纷纷加大了对学生转学的限制力度。对此，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发出疑问：该事件的确暴露出高校转学过程中容易出现问题，但如果因为“容易出现问题”就不进行相关尝试，是否有“因噎废食”之嫌？

“国内高校转学制度不健全的背后，归根结底是我们尚未认识到学生是变化发展的，也尚未认识到健全的转学制度对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价值，才会因为一些问题或顾虑裹足不前。”卢晓东说，只要我们认识到位，制度上的问题是可以克服的。

那么，克服这些问题的关键又在哪里？

从“考试”到“学分”

在研究中，宋旭红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无论是“专升本”还是插班生制度，最终的考查方式都是“考试”——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以笔试为主，大部分省份为省教育考试院组织的统一考试；插班生的考试内容和录取方式均由高校自主确定，但基本以笔试 面试为主。

这种方式的好处显而易见，统一试卷最能彰显录取的公平性，在此基础上加入面试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差异性”。然而，这种方式的弊端也很明显——学生的目的性太强。

此前，李华就曾听说，某些社会培训机构针对上海市的插班生考试开展过专门培训，其针对性甚至可以具体到某一所高校。“此外，很多学生会在大一刚入学时就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插班生考试的备考中，从而放弃了很多在原学校可以得到的资源以及基础课程的学习机会，甚至会打乱学校固有的教学秩序。”她说。

更重要的是，这种掐尖式的考试方式针对的只是“成绩好”的学生，无法解决转学制度最应该解决的问题——如果我是因为不适应当前的学习环境而选择转学，该怎么办？

这方面，美国的转学制度可以提供很多启示。

在研究中，高源发现，美国高校转学制度的基础是各类高校学分制教学管理制度的成熟，以及高校之间学分互认制度的完善，其价值体现则是对学生个性发展的尊重。

“美国特拉华大学机构研究办公室的一项研究发现，该国95%的高校把学分当作记录学生学习成绩的主要方式。”高源告诉《中国科学报》，美国高校有非常详尽的校际学分互认和转学政策协议，具体规定了学分、课程之间如何对应和转换。

以通识课程为例，美国高校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涵盖了学生在大一、大二的所有课程，这些课程的学分通常可以从一所大学转至另一所大学。美国的很多州均通过各种方式对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作了相应规定。

“这一课程体系使学生在不同高校间进行学分互认、互转变得相对简单和顺畅。”高源说，高校之间灵活、多样的学分互认，具体细致的各种转学政策和协议等转学机制的良性运行，不仅使不同层级和类别的高校间加强了竞争与合作，还使教育资源得到进一步合理配置。

相比之下，“真正意义上的‘学分制’其实尚未在国内展开。”宋旭红直言，这表现在国内高校的学分制通常是跟随课程计划的安排，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校之间没有形成有效的学分衔接。“虽然很多高校联盟都有学分互认的规定，但具体执行情况往往并不理想。”

对此，有学者表示，正是因为缺乏以学分作为纽带的互认机制，才使得我们必须通过大量的限制性规定，保证学生在转学过程中的“公正”“公开”，但这在无形中设置了太多壁垒。

“在提升认知的前提下，如何将学生校际转学的关键纽带由‘考试’转变为‘学分’，这或许是我们最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高源说。

《中国科学报》 (2023-05-16 第4版 高教聚焦 原标题为《大学“插班”能否突破“时空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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