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学院自考网：工地考研族：大学生工地卖苦力 只为一圆考研梦

图说：母明奇在山西工地。

他们是大学生，却选择在工地上养活自己；他们执着考研，却被人冷嘲热讽。更有网友戏谑：这群人构成了时下城市的一个新名词——工地考研族。

大学生母明奇的手背上，有一道3厘米长的伤疤。那是工地上2米多长的钢管所砸，皮开肉绽，血滴一地。

搬砖、扛钢筋、浇筑混凝土……打工不到5个月，他瘦了11公斤。

他承认，这是拿命在换钱。同样，备考时他也是“拼了命”：仅一本5500多个单词的考研英语书，就默写了几十遍。

然而，今年3月19日，复旦大学江湾校区法学楼研究生复试候考点，依然没见他的身影。

有着相似经历的同龄人王敏和邹青林，同他蹲在了同一条战壕：半年打工，半年备考，屡败屡战。

他们各有初衷，但他们的目标都关于“梦想”。

对这个特殊的群体来说，“工地”在“梦想”面前，是可承受之重。

四败四战母明奇

用“最古老”的办法脱离“苦海”

母明奇，是3月19日复旦法学楼候考者们的热门话题。

“母明奇来了没？”

“今年好像又没进面试吧……”

“太惨烈了，不过挺佩服他的！”

“他该不会又要去工地了吧？”

对于复旦法硕考研群的人来说，母明奇是他们熟识的QQ群主。从2013年至今，20多岁的母明奇每年都在“迎来送往”：“迎接”考研新人，“目送”考研成功者。

而他自己呢？考了四年了，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

2013年初战差17分，2014年差1分，2015年差4分，今年，在研究生进入面试名单公布后，母明奇得知自己差了16分，连伤心的心情都没有了。

仅1岁多时，母亲就离开了母明奇。有人说被人贩子拐了，有人说她自己跑了。父亲1997年去务工，不慎脊梁骨折断，四级残疾，基本丧失劳动能力，却连一分钱的赔偿都没拿到。爷爷本是镇上的医生，脑溢血后右半身瘫痪，每月退休金1100多元，除了买药，余下的，全给孙子作生活费。大学毕业时，无论怎么节省，母明奇还是欠了5000元的债。爷爷东拼西凑，把其中3000元还上后就再无办法……

2008年，母明奇的家乡——四川北部秦岭大巴山南麓的苍溪县，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多了一个身份：地震重灾区。

翌年暑假，在乐山的成都理工大学工程技术学院读国际经济与贸易专科的他，到灾情颇重的青川县沙洲镇一家砖厂做小工。砖厂周边山坡上布满碎石，找不到一块完整的地方建屋子。泥泞的公路两旁散落着许多救灾帐篷，有栋楼坍塌了一大半。

这种生活还有尽头吗？或许有。但这加剧了对贫穷的痛恨，让母明奇立志用一个“最古老”的办法脱离“苦海”——考研。

偶然机会，他从一位报考复旦大学法律硕士专业的女生QQ空间相册里认识了复旦，认识了上海。“那是最美的城市和最美的法学院！”

他把考研的想法告诉了爷爷。爷爷说，要得，我给你存钱。没想到，一个月后，爷爷脑溢血复发，走了。

赚钱的事摆在面前。

2010年，他被聘到宁波一家汽车发动机厂，连老师都说那是一个不错的工作。可为了提前备考，4个月后，他领了1万多元薪水就辞职了。

他在宁波大学旁租了间一天到晚都没有阳光的小房间，一张破小床加上一张破桌子，正式备考。

每天早上，他和清洁工一同出现在大街上。那是4时30分的清晨，整个宁波刚刚睁开眼。

晚上，脑海里满是爷爷和奶奶的面容，躲到被窝默默入睡。

怕生活费不够，他早餐只吃一个馒头蘸点“老干妈”。有天饿极了，在快餐店狼吞虎咽。临了，老板娘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说：“饱了就好，饱了就不想家了。”当着众人的面，母明奇泪如雨下。

“尽管拼了命，但还是败了。”考完后的母明奇一贫如洗，借了同学500多元钱才回到四川老家。

2013年春天，收起惆怅的母明奇，缠着堂哥去了山西的一个地下建筑工地。

为何是工地？因为，进公司一般先试用3个月，经济上不足以支撑半年的学习费用。因此，从搬砖、扛钢筋开始，到最辛苦的工地木工和浇筑混凝土……每天早晨起床，手都麻得握不成拳头，一双胶鞋常常穿不满月。累得不行了，随便躺在一块木板上就能睡着。

他还跑到厦门集美做起涂料工。尽管每天戴着两个口罩，他鼻孔和嘴里依旧塞满灰尘；攀上爬下，一个月要磨烂3条牛仔裤。他曾干了连续17小时的体力活，第二天还得上班，有时还会遭到工头痛骂。每天中午，工人们就坐在工地旁的路上吃饭，常有拉废土的工程车带着扬尘一路飞奔，怎么办？灰土伴着快餐一起吞。

前几天，他的乐山母校邀请他回校做“励志演讲”。

然而，失败者如何“励志”？

“通过15门考试拿到浙江嘉兴学院的自考本科文凭；通过自学新概念英语全套教材，考研英语也能超国家线十几分……如果2014年小心一点，早就成为复旦法学院第一个成功的专科生了。”他在演讲中讲述了自己“往上走的每一步”。

这番话，倒还听得出脚踏实地的味道。

在母明奇的电脑、手机上，全是与复旦有关的图片和文档。聊天时，他总是重复着“Firstimpressionisthemostlasting（最初的印象最持久）”这样的话。

甚至，他曾经从成都坐了近40小时的列车到上海，只在复旦江湾校区的围墙外徘徊，执意不肯走进去。

3月19日参加复旦面试的一位考生说：我尊敬母明奇，但绝不支持；在我看来，他似乎醉心于“自我感动”。

母明奇的父亲说：“如今复旦考成了‘负担’，未来的路怎么办？”

母明奇打趣道：李嘉诚曾经也是工地工人呢！

富二代王敏

失联者?恐婚族?自由派?

90后大学生王敏说，委屈你去我的“豪华总统套间”住吧。

跟着王敏，一前一后，鞋子踩得碎石“嘎嘎”作响，绕着一条钢管纵横架起来的水泥墩走了半小时后，看见一个“狗洞”，爬进去又绕着围墙走半小时，到了他的“豪华总统套间”——

一间挤满五个人的工棚，开门瞬间，一股酸腐味迎面扑来。

很难想象，父母做珠宝生意的金华人王敏，一位不折不扣的“富二代”，是怎样安然住下的，是怎样接受每天打完钻机后就能咳出一堆黑灰，是怎样自如地穿着那件被水泥浸湿、被汗打湿、洗都洗不掉干脆不再洗了的工作服。

已被中国传媒大学研招拒绝两次的他，如今是杭州某路桥施工队的普通工人。再过两个多月，他就又会成为厚着脸皮借宿朋友家的考研族。

记者从上海坐高铁到杭州东站只用了1个小时，联系并找到他却花了5个半小时。

一路只有“暗号”般的短信。后来才知，他根本没有手机，只能抽空借工友的手机来与记者保持联络。

见到王敏时已是傍晚。他出了工地两公里来迎。路上全是泥土和碎石，出租车师傅都不愿去，怕爆胎。一台摩托车，还没把两人送到路桥工地就不敢去了，说前面都是泥地，稍有不慎就会连人带车滑跌。

20时，是王敏的开工时间。工头一声哨响，散养的土狗“嗷嗷”乱叫，有些带在工地上的小孩也跟着哭闹。睡眼惺忪的工人们打着哈欠下床，提前5分钟去领工具，接着做昨天没有完成的工作。

从工棚到工地，大概得走15分钟。有一只高架的灯管照着，足以分辨路和水沟，但撒落在路上的钢丝尖、蚂蟥钉和玻璃碴则无法分辨。工友老王说，要不是工人都自己在胶鞋下加了一层橡胶皮，早就被蚂蟥钉扎穿脚了。

次日1时，王敏下班了。工作时长是其他工人的一半，这是托朋友关系商定的。当然，收入也只有一半。

因为，他还得留点时间回去写日记。

回工棚的路上，他累得背也直不起来，只能猫着腰缓缓地走。

朋友不知什么时候发了一条短信在他工友的手机上：敏子，你妈又发了十几条短信给我，催你回去呢！

他顿了一下，马上把信息删了。

2014年，大学毕业在即，王敏满心憧憬，“找父母借一笔钱，邀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买些摄影器材，去中国最艰苦的地方走访，做纪录片”。大学期间，他已有百余部作品，“每一部都是呕心沥血之作”。将爱好职业化，这是他的梦想。

母亲爽气答应，一张50万元的卡早已备好。

前提是：先结婚。相亲对象竟也已备好。

“我从没想过这么早就结婚，简直不可理喻。”王敏死活不答应。但强势的母亲不吃这一套，不答应就不给钱。

其实，他能理解父母的选择，毕竟他们老来得子，父亲如今已年近七旬。但他不想妥协，最初常因想不到出路而心绞痛。后来“离家出走”，可连路费都没有，在朋友家玩了三天就乖乖回家。再后来，盘算着“假结婚骗真钱”，订婚前一天又怕“假戏真做”，慌张作罢。

他准备来一次真正的离家出走，自己养活自己。

身无分文的他来到上海一家传媒公司，做视频试用工，此后接连换了几家公司。“我在这以后才决定考研，一是感觉自己的专业能力不够；其次是工作跟自己的想法出入太多；最重要的是，每次都会被父母或亲戚找到，然后带回家。”

一位学土木建筑的朋友开玩笑地说，去路桥工地吧，你家肯定找不到。王敏茅塞顿开：一来，家人找不到；二来，体验工地生活，挖掘拍摄素材，没准还能积累点资金考研。

不假思索，王敏真的跟着朋友去了工地。

初上工地，他根本干不了重活，扛半天钢筋，要歇两天。

从开春干到初夏，他拼了命也就拿到1万多元，而备考所需的报班、伙食、交通等费用远远“超支”。有时还要留一部分拍、剪片子，恨不得能从地里刨出点钱。

等到结了工钱，王敏拖着只装了两三件衣服的箱子去不同的朋友家。有时睡储藏室，有时朋友把房间用帘子隔着分一部分给他用，但更多的时候是睡沙发和打地铺。剪一天片子，只吃一顿饭，晚上接着复习专业课。朋友说，借钱给你吧，不用还了。王敏坚决不要：都到这份儿上了，干脆苦到底！

当记者在朋友圈里讲起他的故事时，一位媒体同行说：这是一段关于自由的抗争；也有人斥责说，这是偏执，是不孝，甚至是“无耻地活着”。

3月的杭州，夜晚依旧冷风嗖嗖，工地昏暗，除了机器的声音几乎没人大声说话。“很多工人夜班后第二天发现自己生冻疮，眼看四月了，手脚还在开裂流血水，说出来没人信。”

在这种路桥工地上，冬天，工棚因漏风而呼呼作响，盖再多被子也睡不热；夏天，铁皮房间就是一个蒸笼，五六个风扇一起吹也无济于事。去公共澡堂，暴晒过的工人们齐刷刷站成一排，除了屁股，其余全是黝黑的。

王敏说，他有时累得倒在旁边的菜地就睡着了，“跟死了一样”。

但那也不足以动摇他。“我有一位朋友，也是被家里逼婚，后来得了抑郁症，再后来听说他自杀了。”王敏语气平静。

考古“疯子”邹青林

“我总想着关于人类古文明的事”

大学生邹青林（化名）到工地还不到1个月，民工们都议论开了：这小孩，没救了。

一个夏天午后，暴雨倾盆，整个工地只有一把大遮阳伞，遮不住30多位工人。很多人跑回了宿舍，唯有一人，却大笑一声，站到高处淋雨。

工友说，看，那是个疯子。他却说，“那一刻感觉自己正在穿越整个地下文明”。

他的工钱，每天仅有50元，比当地就近招聘的农民工还少50多元。而他的工种，和农民工几无差别，还多了助理测量、绘图、文字记录的担子。

可他说，没钱也干。

而他来自最最普通的四川农村家庭，执意报考吉林大学考古学系而三次折戟，至今还有一笔未偿还的助学贷款。

只因为，他所在的工地是一处考古场地。

吉安市吉州窑考古发掘现场，宋代“天下三镇”之一的永和古镇西侧，邹青林住了近两年。他被分配住在当地民房，三人挤一间。

这间仅几平方米的简易房，堆着200多本考古书籍。墙上，挂满了关于坛庙冢、妇好墓、三星堆、曾侯乙墓、马王堆以及法门寺地宫的图片资料。这些考古发现过程，他都能如讲解员一般讲述。

2009年，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早已火遍大江南北。那一年，邹青林上高二，第一次知道“考古”，历史老师和央视科教频道的点滴传授，成了他迷恋考古的开端。

这位看上去十分开朗的90后，现在总是说一些宏大、深刻的话。如果是单纯聊天，与他的交谈很难超过5分钟。然而，他的确“总想着人类古文明的事”，说话、做事绝不偏离这个航向。

同学说，他被考古烧坏了脑子。很多朋友甚至说，常听他絮叨，想要逃离现代。

“由于父母阻扰，高考没有选择考古专业，成了我最大的遗憾。临近毕业，周围同学都各奔前程，我才发现这样的想法在心里像颗种子一样生根发芽，如果我对它不管不顾，恐怕以后都不得安宁。”邹青林决定考研的动因，一是满足内心，为了自己；二是为了考古的“古”——

“那是不可再生的古物，必须经过严格专业的训练才能被允许参加考古发掘。否则将是我国古文明遗迹无法弥补的损失！”兴趣使然，但专业还得从头学起。2014年首次考研，成绩差到不能再差。7月大学毕业后，在老师介绍下，邹青林去了吉州窑考古发掘现场“参加工作”。

那年夏天，高温40摄氏度，他负责清理一面墙址，在烈日下蹲着暴晒了1个多小时，站起来时感觉天旋地转，应声倒地，许久才爬起。

可他的打工感受是：欣喜若狂。

他顶着太阳一边发掘清理，一边看书复习，被汗水浸湿的书稍微一捏就破了；在工地上遇见考古学专业的专家学者，只要能请教一两个问题，他就能乐呵一整天；他还整晚整晚做着关于“古代文明”的梦，半夜三更吓醒别人。

第二次考试转眼即至。他节衣缩食：早晚两馒头，中午一便餐。

成绩公布，依旧犹如晴天霹雳。终于鼓起勇气再战时，父亲摔断了腿。继续考研，觉得不负责任；就此放弃，又心有不甘。

今年，满以为万无一失的他，又只剩下一声叹息和一笔未偿还的助学贷款。

最好的几位朋友，从一开始就反对他考研、读考古，以至于他孤独难受时，找人倾诉的机会都没有。独自一人时，他会忍不住掉泪。

“但我不会放弃。”现在的邹青林，生活更加模式化了：艰苦的工作，嘈杂的宿舍和一个多么想接近的梦。

他说，疯子和英雄，往往只差再多一点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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