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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大学船山学院自考网 从日记看王闿运的学术与性情

南华大学船山学院自考网 从日记看王闿运的学术与性情(图1)

《王闿运日记》(中华书局2022年出版),原名《湘绮楼日记》,始记于清同治八年(1869)正月初四,绝笔于民国五年(1916)七月初一,前后跨度凡47年,是“晚清四大日记”之一,为我们深入了解晚清时期学界与政界的风貌提供了重要参考。而王闿运本人也是晚清时期第一流人物,《王闿运日记》为我们细致地了解王氏本人的学术与性情打开了一扇窗户。

《王闿运日记》

王闿运生平不喜宋学,日常交往、教学中也对宋学多加抵斥。杨钧《说孤陋》一文曾记载了王闿运之子王代丰“不知周濂溪为何人”的逸闻,从中亦可稍稍看出王闿运对宋学的抵触。在《王闿运日记》中,王闿运也对宋学多有讥评。同治十年(1871)正月初一的日记中,王闿运记载了这样一件家庭琐事:

梦缇以严怒待儿女,节候当嬉戏,皆凛凛然,然亦背之盗弄淘气,无所不至……慕为贤明母而未得其术,其患甚大。

时值农历新年,其妻蔡梦缇却禁止孩子们嬉戏玩耍。王闿运对此大不以为然,认为这样只会激起孩子的逆反心理,在教育效果上反而会适得其反。但王闿运对此也无可奈何,只能气得上床睡觉(“遂卧一日,至亥寝”)。王氏于是便将这件家庭琐事与宋儒的主敬之学联系起来:

故谈宋儒主敬严整之学者,其子弟率荡佚,败其家声,若用以治国,则天下大乱,此岂竖儒所能知耶!

按照他的观点,其妻蔡梦缇的这种教育方式与宋儒的主敬严整之学并没有什么区别,愿望与最终结果往往是一个南辕,一个北辙。在他看来,不管是教育上还是治国理政上,手段都不能太过严苛,压抑本性太过,否则便会适得其反。可能也正是基于这个认识,王闿运在光绪七年(1881)四月廿一日的日记中提出过这样一个疑问:“看乾隆谕,专论金川事,其时法严,而诸臣愈贪恣愚蒙,不知何以至此。”

王闿运(1833—1916)

其妻教育孩子太过严厉成了他批评宋学的一个话头,而其好友郭嵩焘不借钱给他,也成了他批评宋学的一个话头:

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与书筠仙借钱。

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得筠仙书,疑我不能还,竟不往借,而前加诘驳。余云公大似笏山,宋学流弊也。凡不敢倍程朱者,必先自处于无过而行其私,是为人所笑。余无故识破一老友,正似留仙骗钱行径。七十老翁,学识绝人,自谓品行坚卓,而临财曾不及一市侩。谁谓宋学不害心术乎!

郭嵩焘回复王闿运的书信内容现已不得而知,但是根据王闿运所总结的郭嵩焘“必先自处于无过而行其私”的心术,郭氏的信中应该是先对王闿运“诘驳”了一番,以表明不借钱给你并非我的过错。王闿运对此举极为反感,于是又写了一封信怼了回去,说郭嵩焘“大似笏山,宋学流弊也”(检《郭嵩焘日记》,郭氏在十五日收到了这封回信),并且在日记里大骂郭嵩焘连个小市民都不如。而这里无辜躺枪的“笏山”则是王闿运的另外一位好友易佩绅,他是易顺鼎的父亲。与郭嵩焘一样,易佩绅也是程朱理学的信徒。早在同治八年(1869)正月的日记中,王闿运就将封他为“一代顽人”了:

易笏山每作日记,辄记过自责,日日有过,日日自责,亦近顽矣。

在对待宋学的问题上,郭嵩焘曾经公开批评过王闿运。王闿运在光绪七年(1881)十二月十九日的日记中写道:

筠仙先又论我不宜不尊程朱,以为启后生无忌惮之渐。近是而非,不可与辨。郭从子奇荒唐,而令从黎出洋,此岂程朱之教耶?

上文中的“郭从子”指的是郭庆藩,他在光绪七年(1881)曾奏调请与黎庶昌一起出使日本。王闿运在光绪六年(1880)时已应丁宝桢之聘,任成都尊经书院的山长。而在光绪七年(1881)十二月王闿运回湖南探亲时,郭嵩焘则准备请王闿运执掌思贤讲舍的教席。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郭嵩焘才给出了“不宜不尊程朱”的建议。但王闿运对此并不买账,觉得郭嵩焘根本没有资格批评他——你自己的侄子郭庆藩就是一个特别荒唐的人,你不用程朱之学去规训他,还让他跟着黎庶昌去日本游历,受“夷狄之化”,倒在这批评起我的教育理念来了。

郭嵩焘画像

郭嵩焘又曾说王闿运“长于言教而缺于身教”,主要是指他修身不谨,有可能误导后学。关于这一点,王闿运的老友易佩绅、亲家邓辅纶大概也是同意的。光绪十年(1884),易佩绅由山西布政使调任四川布政使,在成都与王闿运相遇,于是就有了五月初七日的这条日记:

朝食后诣笏山,笏云:“君尚有少年之风,无长进,近滑稽也。”因叩其所业,殊无经义。因念李云丈言余至四五十许,俗人不能望其肩背,近前知矣。内慧外狂,实亦如笏山言。

易佩绅说王“无长进,近滑稽”,王闿运则认为易佩绅在学问上没什么长进(“叩其所业,殊无经义”),两人算是打个平手。所以,王闿运也就欣然承认自己是一个“内慧外狂”的人了,当然,易佩绅也就成了他眼中的“俗人”了。但在之后的交锋中,易佩绅则直接将王闿运整“破防”了,王闿运在这年八月初十的日记中写道:

过笏山,笏云本欲遣子就学,其妻云从我则习放荡,故不可也。弥之(邓辅纶)议论亦复如此,所谓东家丘者耶?诸君皆可谓有义方者,故其子无恶不作,习闻此等论故也。

易佩绅原本是准备将他的次子易顺豫送到尊经书院学习的,但他的妻子却不同意,认为要是跟了王闿运学习会变成放荡子弟。王闿运此时是以育人为志业的,如果前次的批评只是针对他的性格而言的,那么这次便是在否定他的事业了。不仅如此,连至交好友兼儿女亲家的邓辅纶也这样议论他,于是王闿运便在日记中,感慨自己是如孔丘一般的人物,亲朋有眼不识金镶玉,这么有才学居然都不了解。他还讽刺说:你们是有好的道德规范,然后就把孩子培养成无恶不作的人了,就是听了这些议论的缘故。这句话不是破防后的激愤之言,邓辅纶的长子邓国瓛,也就是王闿运的女婿,少时不知学,连字都不认识,“心粗语多”。易佩绅的长子易顺鼎早在光绪元年(1875)便中了举人,次子易顺豫也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了进士,和“无恶不作”根本沾不上边。不过有野史说,易顺鼎少时住王家,曾深夜偷偷到王家三小姐的闺房,长跪不起,惹得三小姐发怒,燃纸烫他的额头。

易顺鼎

在几天之后的中秋节,王、易之间的矛盾又产生了。作为新任四川布政使的易佩绅竟未向这位尊经书院的山长送上节日礼品,这又让王闿运感觉到被“轻辱”了。于是王闿运来了一通让人意想不到的操作:“十六日,与书笏山索节仪”,直接向易佩绅索要节日礼物。等到十七日,易佩绅送来两份礼品,一份给山长王闿运,一份给监院。结果王闿运又将礼品退了回去,并附上书信交代缘由:

昨谏设醴,遂承补馈,足征虚怀待士之雅,感荷感荷!唯礼经制节,过时不补,祭居三重,无反于初,况于投赠而可索得乎?家父求车,见讥圣史。所以前告者,惧代者遂去饩羊耳。谨仍使反璧,若至年间彼此不去者,自可拜领嘉惠也。又来贶二分,一送监院,一送主讲,或疑公欲以属吏相待,不齿之宾师之列,闿运以为必误解人事二字所致。监院向无犒赐,未敢代留;必欲饷之,自可径送,今并以奉缴。敬颂台安。

这封信用典较多,比较难读,但大致分三个层次。第一,说明索要礼品的原因:首先是要看看你有没有礼贤下士的雅量;再者是要提醒你一下,不要刚上岗就废了前任的规矩(“惧代者遂去饩羊耳”)。第二,说明退还礼品的原因:按照古礼,没有节日已经过了再补送礼品的道理,所以我现在将礼物退还给你,假如到了过年的时候,你没下岗,我也没下岗,你再给我送回来。第三,你给我和监院各备一份礼品,这样做很不周道。一则,向来没有节日期间给监院送礼的惯例;二则,监院是属吏,我是被丁宝桢总督请来的座上宾,你这么搞是将我与监院等同,拉低了我的身份。王闿运在完成这通操作之后,自我感觉特别良好(“自谓处置尽善”),但稍稍一想,又觉得自己做得有点过了,于是又在日记中写道:“何不忍气吞声,自同寒蝉,为少此两番波折耶?巧者拙奴,有味乎其言之也。”王闿运说“巧者拙奴”,则自己是“巧者”,而易佩绅便是“拙者”了。

从上文所述的几件小事中,我们可以看出,王闿运确实是有几分“狂”气的,但其私行是否如郭嵩焘、易佩绅等人认为的那样,有些放荡呢?答案是肯定的。王氏在光绪十七年(1891)八月十七日的日记中有过这样的一条记载:“自九月以来,小便甚痛,未知痳耶?杨梅耶?”“痳”即淋病,“杨梅”即梅毒。另外,王氏在执教尊经书院期间还曾召女佣罗妪陪侍,光绪五年(1879)十二月二日日记即载“夜寝甚适,罗氏侍也”。除了罗妪,日记中还曾提到房妪、谭妪、湛妪、狐妪、金妪、周妪等。《凌霄一士随笔》曾言“廖季平曾谓,自见其师湘绮老人盗婢。故季平年七十余尚纳婢,而宋芸子亦好色”,文中“盗婢”应即指女佣陪侍。

但从《王闿运日记》也可以看出,王闿运在执掌尊经书院期间,也确实做到了兢兢业业。光绪五年(1879)四月五日日记有载:“专看课卷,为任生国铨改《史记世家列传标题姓字官爵与自序同异说》,通检《史记》一过,得其端绪。此等事不自检寻,不能定人之是非,考人徒自考耳。”能为学生文章一一核对出处,可见王闿运教学之用心。王氏还曾与学生开玩笑说自己走了“李花运”,日记载其言曰:“凡有女遇者为‘桃花运’,今年门人甚多,可谓之‘李花运’也。”正是在他那里,尊经书院走出了廖平、宋育仁、杨锐等一批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为近代蜀学的复兴奠定了基础,“蜀人士谓蜀学由王翁开通”,亦非虚美之言。

(本文作者吴建修,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晚清四大日记之一,首次简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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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闿运日记》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

王闿运 著 吴容甫 点校

中华书局编辑部 修订

简体横排

32开 平装

978-7-101-15702-4

420.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原名《湘绮楼日记》,晚清四大日记之一。日记起于1869年止于1916年,时间跨度长达47年,记录了从同治中兴到辛亥革命前后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社会风俗、思想风潮以及清末民初众多著名人物的掌故轶事。此外,日记还详细记录了王闿运的治学、创作和教育经历。

作者简介

王闿运(1833—1916),湖南湘潭人,咸丰七年举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教育家。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曾任肃顺家庭教师,曾国藩幕僚,尊经书院、船山书院山长,清史馆馆长。一生交友广泛,门下多出俊杰。经学治《诗》《礼》《春秋》,宗法《公羊》。诗文在形式上主要宗法汉魏六朝,为晚清拟古派所推崇。所著除经子笺注外,有《湘军志》《湘绮楼日记》《湘绮楼诗集文集》等。并编有《八代诗选》。门人辑其著作为《湘绮楼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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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陆藜;编辑:白昕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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