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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顾颉刚、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前辈学人筚路蓝缕、开拓创新，把历史地理学建设成了一门现代科学。回顾学科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从萌芽到幼苗（1949年以前）、茁壮成长（1949—1977年）、学科确立与成熟（1978—2000年）、新世纪以来的蓬勃发展（2001年至今），面向未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以《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等论著为代表，各发展阶段都诞生了一批重要的标志性成果，体现出历史地理学“任务带学科”、文理交叉综合、学术性与实用性并重的研究特色。未来学科发展中，历史地理学将在学术新思维和GIS等新技术的引领下，发扬传统，关怀现实，不断推动前辈开拓的学术事业发展壮大、行稳致远。

关键词：历史地理学；回顾；现状；展望

一、引言

史念海尝云：“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科学”。它脱胎于传统的舆地沿革之学（沿革地理），作为一门学科则是在现代地理学理论传入中国以后形成的。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这门学科在一定程度上融学术性与实用性于一体，属于“又古又今之学”，自从诞生之初就呈现出勃勃生机；在20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较快发展，进入21世纪以后更是蒸蒸日上，不仅成果丰硕，而且显示了强烈的经世致用特色，是十分活跃并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学术领域。

顾颉刚是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山鼻祖，其弟子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都是本学科的主要奠基者和开创者，共同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贡献了智慧和汗水，他们培养的人才广布于各大高校、科研院所，成为学科发展的中坚力量。

关于历史地理学科发展阶段，可大致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如果说1949年以前是从萌芽到幼苗阶段、1949—1977年是茁壮成长阶段、1978—2000年是学科确立与成熟阶段，那么2001年以来至今的新世纪则处于蓬勃发展的新阶段。学科发展具有连续性、稳定性的特征，每个阶段都承前启后，学术队伍逐渐扩大、学术机构不断设立、学术成果越来越丰富，学术影响也越来越大，故四个阶段只是为便于表述而做的相对划分。

二、回顾：从萌芽、确立到成熟

(一) 从萌芽到幼苗 (1949年之前)

历史地理学是中国传统沿革地理与现代地理学结合的产物。沿革地理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分支，关注政区与疆域、地名及水道的变迁等，肇始于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在中国古代长期传承，清乾嘉时代达到高峰。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沿革地理只是依附于史学的一门学问。1909年成立的中国地学会和1934年成立的中国地理学会，标志着现代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渐趋成熟。“历史地理”作为学科名称早在1901—1904年间随日本近代学制在中国的传播便已传入我国，但这一名称开始为学界所认知，以及中国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3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1934年初，由顾颉刚首倡、谭其骧协助筹备成立的禹贡学会（1935年2月正式成立），被认为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端。但学会成立之初，还是以研究和发展沿革地理为宗旨，这从《禹贡》半月刊初创刊时的英文名称“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便可以看出；至1935年3月出版的第3卷第1期，方改以“ 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中国历史地理）作为刊物的英文名称。《禹贡》半月刊自创刊至抗战爆发后停刊，共计出版7卷82期，发表论文达685篇之多。以学会和刊物为纽带，网罗作者376人，由此也形成了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团体。

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推动了传统沿革地理学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转变，为我国开始建立历史地理学这一门新学科，培养了整整一代第一批历史地理学研究人才。中国历史地理学第一代学人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诸位前辈，正是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开始走上了历史地理学研究之路。史念海后来回忆道：“颉刚先生之所以创办禹贡学会，发刊《禹贡》半月刊，本来是为了研究古代地理，绍述乾嘉诸老的旧规，重张沿革地理学的声势，可是实际上却超迈乾嘉诸老，使沿革地理学逐渐向历史地理学发展，沿革地理学因而也就降而为历史地理学的组成部分。这样的演变是相当巨大的”。

(二) 茁壮成长 (1949—1977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史地理学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学界首先对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及时指出了沿革地理的局限性，尤以侯仁之的认识最为深刻。他《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中提出，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中建议将当时大学历史系开设的“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尽早改为“中国历史地理”。这一论断，谭其骧、史念海均表同意。通过这一讨论，学界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科属性的认识得以规范，并在主要问题上取得了基本共识。

这一时期学界最重要的工作有两个：一是由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工作演化而来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二是《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的编纂出版。

1954年，毛泽东采纳吴晗的建议，指示成立“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由谭其骧任主编，最初立意在于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保密代号：54号图），但随着学科认识的深入，最终转化成全新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经过20年的集体工作，《中国历史地图集》于1973年完成编稿，随后以中华地图学社名义分8册陆续出版内部试行本，引起学界高度关注。

同时，50—70年代的地理学界以《中国自然地理》丛书为核心，引导相关学者投身到黄河、黄土高原、西北沙漠改造的研究潮流中。在这一潮流中，涌现出一系列经典成果，如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奠定了历史气候研究的基础，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刷新了学界对于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认知，侯仁之《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开拓了历史沙漠地理研究等，史念海《黄河在中游的下切》结合实地考察揭示了黄河中游的历史变迁，令学界瞩目。这些成果集中反映在“10所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23位学者的集体著作（即《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一书，1978年定稿）。”

这种“任务带学科”的组织方式，在培养学术人才的同时，也使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和内容得以丰富，学科地位得到彰显。这一时期，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地理研究所等单位先后设立了专门的教研室、研究组等，学科规模初步形成。尽管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许多研究工作受到冲击，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也受到不少限制，但这一时期历史地理学在知识体系、研究方法与技术标准等方面，相对以往有了质的飞跃。正如谭其骧所总结的那样：“到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粗具规模，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此后谭其骧、侯仁之于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院士），既是对他们此前杰出成就的表彰，也说明中国历史地理学获得了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公认。

(三)学科确立与成熟 （1978—2000年）

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的春风为历史地理学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学科建设方面成果斐然，这一时期学界先后创办了《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份刊物，成为重要的学术园地。1979年6月，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在西安成立并举办了首次全国性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此后形成了定期研讨的学术机制，历史地理研究机构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上海、北京、西安等学术重镇。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成果，当属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8册）；该图集经修订后自1982年开始正式出版，至1987年出齐（以下简称“谭图”）。谭图是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历史地图集，其内容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末光绪年间，共分18个图组，大小地图308幅，收录各类历史地名约7万个，系统反映了历史时期中国疆域政区的变化情况，具有科学、全面、准确、精细、严谨等一系列学术创新特征。该图“集中反映了我国中国历史地理学、测绘制图学和其它相关学科至八十年代初的研究成就”，也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在海内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谭图为学科发展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涌现出一大批历史地图研究与编绘成果，迄今已出版专题性历史地图集24部、涉及14个省域的20部区域性历史地图集，显示出积极强劲的“谭图效应”。如全国性综合图集有《中国史稿地图集》《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等，地方性图集有《北京历史地图集》《广东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上海历史地图集》等，历史自然地理方面主要有《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中国历史地震图集》等。最重要的是1982年启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项目，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持下，由谭其骧任总编纂，学者们开始编绘包括约20个图组、1000多幅地图的三巨册综合历史地图集。

这一时期学科发展的显著特征，是历史人文地理的兴起与迅猛发展。随着人文地理学的恢复，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也蓬勃发展。1990年，谭其骧因势利导地指出：“历史人文地理将是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希望、最为繁荣的分支之一。”此后的学术发展，完全验证了这一预言。

这一时期相关分支领域的重要成果如下：

历史疆域变迁：谭图是以地图形式表现中国历史疆域政区的权威成果。根据多年编绘历史地图集的经验总结，谭其骧创造性地提出了“历史上的中国”理论，即“以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的著名论断，逐步成为学界的共识。同时，方国瑜对西南边疆、马大正等对新疆及刘远图等对东北边疆的研究，均有不少成果。

历史政区与地名：这是沿革地理研究的新发展，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是第一部断代政区地理研究成果，此后胡阿祥对六朝疆域与政区、李晓杰对东汉政区、靳润成对明朝总督巡抚辖区的研究也有较大影响。历史地名与政区研究密不可分，主要成果有孙冬虎等《中国地名学史》、华林甫《中国地名学源流》等，另有历史地名工具书数部。

历史城市地理：侯仁之是这一领域的开创者，其博士论文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Peiping(1949年，英国利物浦大学)即为典范之作。中国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最突出的成果集中于古都，学界的研究和讨论经历了由五大古都到六大古都再到七大古都的发展历程。史念海《中国古都学刍议》与《中国古都概说》等，奠定了这一研究的基石。1983年成立了以史念海为首任会长的中国古都学会，不断组织学术活动，出版《中国古都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历史经济地理：史念海的《河山集》开创了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先河，较为系统地对先秦至隋唐黄河流域的农牧业经济展开研究，并注重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变迁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创立的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团队成果丰富，其成果有断代农业地理研究与区域农业地理研究两种形式，前者以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为先，后者以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为代表。人口是重要的经济要素，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是国内第一部断代人口地理著作，此后断代人口地理中以唐代研究为最盛。移民是人口研究的重要内容，谭其骧、周振鹤等人论证了中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从北向南的移民事件，综合性研究以葛剑雄主编6卷本《中国移民史》影响最大。

历史文化地理：其兴起与改革开放后的文化热密切相关，周振鹤、游汝杰合著《方言与中国文化》是该领域的拓荒之作，卢云《汉晋文化地理》是第一部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专著。综论性的研究以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周振鹤主著《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为代表，同时诞生了一批区域性的历史文化地理专著。

此外，历史军事与交通地理、历史地理文献(含古地图)等研究方向也有不少成果，为历史地理学拓展了更多的研究空间。

相对于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繁荣，这一时期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稍显冷落。除前述相关地图集外，此前编著完成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于1982年正式出版，此外的主要成果有文焕然与何业恒等对历史时期动植物变迁的研究，以及曾昭璇等对历史地貌学的研究等。

综上可见，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地理学在各个分支具体领域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成长起来，所以谭其骧1989年下结论说：“经过近40年的努力，中国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已经基本形成了，从30年代的《禹贡》开始的、从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的转变发展过程已经基本完成了。”

三、现状：蓬勃发展

(一)学科总览

历史地理学初步成长起来以后，学术组织持续性的学术活动、学术单位创新争先的学术氛围以及学术园地为专业工作者提供的大显身手的舞台，进一步推动了学术发展和学科壮大。学界陆续推出了多套有影响的大型丛书，发表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论文，出版了多部学科高等教材，历史地理文献也得到了很好的整理，学科发展突飞猛进。

1979年6月在西安成立的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核心学术组织。第一任主任是侯仁之，先后继任者有陈桥驿、邹逸麟、葛剑雄、吴松弟，现任主任是张伟然。史念海、钮仲勋、张修桂、朱士光、唐晓峰等曾担任过副主任。在专业委员会的统一组织安排之下，40多年来在15个城市主办了20次学术年会。首次学术年会是史念海1979年组织的，开启了举办年会的先河，这个优良学术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历史地理学术单位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为主，有“老五家”“新十家”之说（大致以研究力量形成于“文革”之前或之后来区分）。“老五家”是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原地理研究所（今“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古地理与历史地理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历史研究所（今“古代史研究所”）的历史地理研究室。其中，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两家是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名称分别是“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和“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而“新十家”的“十”是“多”的意思，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太原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大学、河南大学、武汉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广西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四川大学、贵州师范大学、云南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彰化师范大学等高校（依民政部历年《行政区划简册》排序），呈现出遍地开花的兴盛局面。

学术园地，1949年之前有《禹贡》半月刊等，改革开放以来主要有三个，分别是复旦大学与中国地理学会合办的《历史地理研究》（季刊，前身为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历史地理》集刊），陕西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季刊），历次学术年会论文集(以书代刊)。《历史地理》集刊出版了38辑，从第39辑开始以《历史地理研究》为名改为季刊，截至2021年底已出版了48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起初也是以书代刊，从1987年第1辑(即总第4辑)起改为季刊，截至2021年底已出版了141辑；学术年会论文集，第1部出版于1998年，迄今已出版了10部。此外，学界的同仁刊物有唐晓峰主编的《九州》等。

(二) 标志性成果与纪念性出版物

《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等经典历史地图集，为本学科奠定了学术基础。时间迈入21世纪，学界迎来了一批具有标志性的重大成果，主要有以下四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是国家层面的巨大学术工程，全面反映中国从史前时期到1949年的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的发展过程，设计有民族、人口、都市分布、城市遗址与布局、气候、自然灾害、史前遗址、传说时代夏商周、工矿、动植物、宗教、疆域政区、农业、交通、古代战争、近代战争、水道、沙漠、文化、植被等20个图组、1300多幅地图，计划分3册出版，2012年已出版了第1册（四开本，内容为前六个图组）。

邹逸麟主编的《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与《中国历史自然地理》是两项集大成的总体性成果。《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共分10章，系统论述了中国历史时期的人文地理概况，包括民族与疆域、行政区划及其变迁、政治中心的分布与变化、人口分布与变迁、农业开发与地域特征、工矿业分布与发展、城市与交通、商业发展与空间布局，以及历史文化景观形成的地理与历史背景等，是我国历史人文地理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著作。

邹逸麟与张修桂共同主编、王守春副主编《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在1982年版《历史自然地理》的基础上，根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掘的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以6编20章106万字的篇幅全面反映历史时期中国各自然地理要素的演变和发展的概貌，并论述了中国气候、植被、珍稀动物、主要河流、湖泊、海岸、沙漠等自然地理要素在历史时期的发展和演变过程，进一步探讨中国历史时期自然环境发展演变的规律，从而成就了一部传承与创新完美结合的作品。

史为乐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上下册)》则是一部大型的权威工具书。全书6万余词条，包括古国、都邑、各级政区、山川、泽薮、津梁、关隘、城镇、堡寨、交通道路、水利工程及与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关的地名。全书引征有据，尽可能使用最早文献出处，并注明版本、卷次，对地名的由来和含义也尽可能根据史源作了解释。本书注意吸收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纠正了以往同类工具书中的许多错讹，无论规模和质量，都达到当代之最。此书增订本的出版，完成了《禹贡》半月刊发刊词提出的“编成一部可用、够用，又精确而又详备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的学术任务。

关于纪念性出版物，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分别出版了纪念谭其骧、史念海百年诞辰的文集，浙江大学出版了庆祝陈桥驿九十华诞的论文集訛50，收录三位前辈的弟子、好友和晚辈的学术论文与回忆文字。作为“中国国家历史地理”丛刊，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谭其骧、史念海、陈桥驿的全集。侯仁之院士文集则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些文集都是四位前辈的学术精华。文津出版社2020年出版了侯馥兴、唐晓峰主持整理的《侯仁之手稿笔记·留英期间手稿笔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影印了王双怀整理的《史念海遗稿·论著》与《史念海读史札记》，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影印了谭其骧《中国移民史要》手稿。这些纪念性著作的出版，在把学术研究推向高潮的同时，在社会上也引起热议，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三)学术研究丛书与个人专著

笔者目之所及，各单位组织的学术研究丛书有8套，学者个人组织的专题研究丛书5套，蔚为壮观。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边疆研究所)主持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中国边疆通史丛书》《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已出版著作124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丛书》，已出版10部。《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学术文库》，已出版10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地理学丛书》，已出版15部。《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心丛书》，已出版7部。暨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丛书》，已出版6部。

学者个人组织的5套专题研究丛书，即：邹逸麟主编《500年来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丛书》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葛剑雄主编《中国历史地理学丛书》，已出版4部5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2009年出版。吴松弟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地理丛书》，9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017年出版。尹钧科主编《北京城市史丛书》7册，北京出版社2016年出版。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是一部划时代巨著，13卷18册，2017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学者个人论文集或专著收录了高质量论文，1949年之前出生学者的相关著作有：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及其《续集》，钮仲勋《黄河变迁与水利开发》，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邹逸麟《椿庐史地论稿》及其《续编》，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赵永复《鹤和集》，史为乐《中国历史地理及地名文集》，朱士光《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历程》，尹钧科《随师问学》，周振鹤《长水声闻》《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看山是山》，葛剑雄《葛剑雄文集》，韩光辉《历史地理学丛稿》《燕园史地随笔》，李孝聪《中国城市的历史空间》，唐晓峰《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等。1950年以后出生的学者出版的论文集则更是不胜枚举，展示了繁盛的学术景象。

(四) 教材与通论性著作

薪火相传，培养后继者，需要教学、需要好教材。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下册）是一部出版较早、篇幅详细、内容精湛的教材。此后有十多种教材问世，详略不一，其中以邹逸麟编著《中国历史地理概述》（先后出版过五版）应用较广。通论性著作，有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韩茂莉《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等。这些著作有两大特征，一是全面、系统，二是严肃、严谨，受众面比学术专著要广，影响范围也更广泛。

(五) 文献整理

在地理总志的整理方面，继上世纪贺次君等点校《元和郡县图志》、王文楚等点校《元丰九域志》、中华书局影印《嘉庆重修一统志》《舆地纪胜》之后，2006年出版了王文楚点校的《太平寰宇记》（9册）、2005年出版了贺次君与施和金点校的《读史方舆纪要》（12册）这样篇幅较大的全国地理总志，出版者均为中华书局。施和金点校的《方舆胜览》（上中下三册），也于200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李勇先等校注、校点的《舆地广记》《舆地纪胜》，分别于2003年、2005年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谭其骧生前主编的正史地理志汇释丛刊，是《禹贡》半月刊发刊词里提出的学术任务。截至目前,16部正史地理志已整理了9部，已出版8书，即：周振鹤编著《汉书地理志汇释》，钱林书编著《续汉书郡国志汇释》，邹逸麟与孟刚编著《晋书地理志汇释》，胡阿祥编著《宋书州郡志汇释》，华林甫、赖青寿与薛亚玲编著《隋书地理志汇释》，吴松弟编著《两唐书地理志汇释》，郭黎安编著《宋史地理志汇释》，张修桂与赖青寿编著《辽史地理志汇释》，还有7部“地理志汇释”待出版。

在正史地理志的补志方面，施和金撰《北齐地理志》的问世（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使古代每一个朝代都有了“地理志”，标志着从清初以来的地理补志工作暂告一段落。为此，施和金著《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及其续集内，收录了不少关于正史地理志、地理总志的学术论文。

与此同时，对于古地图的整理与研究也是热门，郭声波点校的《历代地理指掌图》、曹婉如等编3卷本《中国古代地图集》、汪前进等编《清廷三大实测全图集》均为学术精品，成就卓著。由于中国大陆的收藏单位开放受限，李孝聪、华林甫、林天人、马保春将视野移向海外，针对欧美四国六家馆藏古地图资料先后出版了8部著作，为学界提供了便利。近年来，《南京古旧地图集》《安徽省历史地图集·古旧地图卷》《西北城市变迁古旧地图集粹》《巴蜀古旧地图集》《全球地图中的澳门》等书也相继问世。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各地延续文脉、传承文化的意识日益增强，未来区域性的古旧地图整理工作将持续发展。

四、展望：广阔前景

“研究过去在于创造未来”。通过回首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过程，总结发展现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历史地理学将继承学术传统、积极关怀现实、注重学科交叉、更新技术思维，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

(一) 传统学术将继续发扬光大

作为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将在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下寻求新的突破，继续发扬光大。在顾颉刚与史念海合著《中国疆域沿革史》、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等经典的引领下，历史疆域和边疆史地的基本理论已经奠定，循此路径，以地域论，新疆、蒙古、东北、西藏、云南、台湾、海南、钓鱼岛、南海诸岛等地的诸多研究空白已初步填补；以时代论，夏商到明清、民国的全部或部分疆域已有研究，吐蕃、西夏、南诏国等冷门薄弱环节已有初步探索，甚至像南越国边界、河曲16州、唐代羁縻府州、明代辽东都司等偏僻但很有意义的专题，都已有专门论著问世。未来，分裂朝代的疆域、历代海疆管理、近代以来的国界划定等方面仍有细化和拓展的空间，历代疆域研究将对增强各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提供更充分的学理支持。历史政区方面，在谭图、《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丛书的引领下，学界愈发重视断代政区地理研究；同时，以历代州、郡、道、路、省、府、厅、县、市等政区通名为线索的系统研究，也开辟了政区研究的新思路。未来，历史政区研究将不断细化对政区地理要素、政区调整机制、政区治理成效等方面的探索，并系统总结历史经验，积极融入现实，力求古为今用。

传统学术中，历代地理文献的整理以及历史地图编绘也是成果丰硕的重要领域，包含历代地理总志、正史地理志、地方志、游记、古旧地图等在内的传世地理文献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立足的根本。其中，以陈桥驿对《水经注》的研究最为突出，并初步开创了“郦学”。随着GIS、遥感等现代技术的运用，相关研究的精度日益提高，如李晓杰主编《水经注校笺图释》系列、黄学超著《〈水经〉文本研究与地理考释等高质量著作，在重写《水经注疏》与重绘《水经注图》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

历史地图的编绘与研究领域，既是目前历史地理学科最重要成果的诞生园地，也是近年来历史地理研究中的新兴分支，学术活动日益频繁、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未来将有更大发展。在谭图等经典著作的带动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第1册)已经出版，北京、四川、广东、上海、山西、福建、山东、长江三峡、重庆、陕西、广西、内蒙古等地的历史地图集业已问世，西藏、安徽等省级的历史地图集亦正在研制。地域性成果之外，第一部断代历史地图集《清史地图集》已经完工。不过，对照国际学术现状，目前中国编绘历史地图集的状况非常不平衡，仍有许多学术空白应该填补，省级历史地图集和断代历史地图集未来发展前景广阔，必将大有可为。

(二) 基础研究与“有用于世”并重

现代历史地理学渊源于传统的沿革地理，学术土壤深厚，基础研究一直是学科发展的基石。《中国历史地图集》等大型集体项目以及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前辈的经典论著，经历了时代检验，对学界产生了长期且持续的影响，其影响范围早已不仅限于历史地理学领域。在前辈的引领下，像陈桥驿对《水经注》、石泉对古代荆楚地理、周振鹤对历史政区地理、葛剑雄对移民史、满志敏对历史气候变迁等问题的经典研究，尽管大多仍是书斋式的传统学问，很多也还在传统沿革地理的问题框架内，但其巨大成就具有永恒价值。这些基础研究已经将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地位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也许这些基础研究在短期内的应用价值有限，但从学科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基础研究能够真正体现学科的学术含量，可以决定一个学科所能达到的高度。因此，未来历史地理学的书斋式学问和纯理论探讨仍然极为重要。

当然，基础研究和学科的实用性并不矛盾。历史地理学的价值取向很丰富，既可以做书斋式的学问，也可以做实用性研究；既可以纯粹个人探索，也可以团队合作。鉴于学界以往研究过于偏重古代前期的状况，邹逸麟、吴松弟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近年来，随着行政区划调整和改革工作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学者有意识的从沿革地理中总结经验、寻求启发，以制定科学合理的改革方案。因此，学科能否发挥现实功用，根本上还是取决于基础研究的深度和精度。在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等倡导和实践中，现代历史地理学一直积极主动地投身现实，知行并重，他们的一系列文章与言论对当代的国家疆域、民族关系、行政区划、河道治理、灾害防范等重大现实问题都有指导性意义。史念海在《发挥中国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一文中指出：“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可以有用于世的学科。这门学科能够见重于当世，就是由于它具有有用于世的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诸多学者进一步丰富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视角，拓展了研究领域，也更好地平衡了基础研究和应用价值的关系。例如，邹逸麟对我国历史时期灾害时空变化及其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的揭示，吴松弟提出的“港口—腹地”模式及其对近代经济地理的探索，蓝勇对长江三峡历史地理与环境的长时段研究，华林甫提倡行政区划研究要实现古今无缝对接，龚胜生对历史时期疫灾地理的系统性分析等，都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和现实关怀。未来，随着新方法、新技术的应用和新领域的拓展，新时代环境治理、灾害防范、政区改革、文化建设等现实领域，历史地理学界将完全有能力贡献更多智慧。

(三) GIS 新技术的引领

侯仁之在30年前曾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近年来，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尤其是GIS新技术的推广，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建设方兴未艾。一些高校相继成立了相关实验室以响应历史地理学对新技术的需求，如复旦大学历史空间综合分析实验室、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研究院GIS实验室、中国人民大学“数字清史”实验室、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数字人文”实验室等。进入新世纪以来，“数字人文”的兴起为历史资料的整理与保存提供了新途径，也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更多便利。而历史地理学领域新技术的发展，为“数字人文”注入了巨大活力，历史地理信息化已经成为数字人文研究的主力军。历史地理信息化的发展可谓进步迅速、成绩斐然。

历史地理信息平台在资料存储、数据处理、空间分析和成果表达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目前，历史地理信息平台可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基础历史地理综合信息库，可为研究者提供基础数据、时间统计、查询工具和模型等。最著名的当属复旦大学与哈佛大学等机构合作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初步建立起了一套中国历代疆域政区变动连续的基础地理信息库，为我国历史地理信息平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台湾学界对历史地理信息化的探索也卓有成效，中研院开发的“中华文明时空基础架构”平台(CCTS)，包含基本空间数据、WebGIS整合应用环境以及主题化的属性数据三大部分，整合了大量历史文献、古地图、遥感影像和田野考察数据等；2021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开发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平台”正式发布，基于CHGIS以及各类历史GIS数据资源，构建了统一时空框架数据信息平台，包括五大模块—CHGIS、古旧地图、时空框架、数据库以及资源中心。第二类是以发布地图、地理信息资料为主要功能的资源性平台，如澳门大学的清地图等。第三类是面向社会公众的可视化平台，例如首都师范大学的丝绸之路历史地理开放平台、香港中文大学开发的“民国时期北京都市文化历史地理信息数据库”等。

历史气候、地貌与水文研究中，竺可桢、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邹逸麟、张修桂等前辈学者几乎将历史文献资料的利用发挥到极致，为历史气候变迁以及黄河、沙漠、黄土高原、海岸线的复原打下了基础。这方面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放缓，但随着GIS、RS技术的引入，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又取得了一系列新突破。如满志敏、潘威等人利用GIS方法构建相关数据库，系统研究了黄河流域、永定河区域、黄土高原水旱灾害的发生频率、河流径流量变化等地表环境变动及其与夏季风运行的关系；满志敏利用传世文献的同时，辅以地面高程影像数据与GIS手段，重建了新的北宋时期的黄河京东故道，大大提高了历史河流地貌研究的精度；邓辉等人针对明清以来毛乌素沙地的沙漠化进程进行了空间模拟，利用GIS将明清以来毛乌素沙地垦殖过程与土地利用方式落实到地图上，指出明代毛乌素沙漠南缘军垦并没有造成沙漠的南移，其界线与今天大体相当。而历史人文地理方面，政区调整、聚落演变、人口迁移、城市变迁等问题的研究也开始尝试引入GIS技术，使更多的长时段、大尺度、高精度研究成为可能。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历史地理学对GIS的运用大部分仍停留在数据提取和定性描述阶段，在数据精度与运用的广泛度上与地理学其它分支学科相比还有差距，相关学术平台的操作性与适用性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如何充分凸显和发挥GIS的定量统计、空间分析功能，实现与相邻学科的交叉与衔接，发挥历史地理学的应用价值，应该是未来历史地理信息化前进的方向。随着GIS技术的发展，许多技术性制约问题将得到解决，更多的大规模研究工作将具备开展的条件。张萍指出，GIS技术引入中国史学研究，至少会带来研究方法、研究资料、分析方式、研究理念四个方面的变革。未来，GIS新技术将成为历史地理学焕发生机的重要驱动力，随着学科壁垒的逐渐打破和技术运用的推广，历史地理学研究成果的表达形式、科学价值、应用指向以及综合影响都有望迈上更高台阶。

(四)学科交叉与学术思维的更新

历史地理学的独特魅力在于其高度综合、横跨文理的交叉性，其研究视角、研究对象、研究手段十分多元。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进程中，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信息科学等多学科已逐渐融汇于历史地理学研究中，有关历史重大气候事件、自然灾害的社会响应、人地关系问题的探讨还可能与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密切相关。由于中国历史悠久，文明连续不断，传世历史文献中的地理典籍十分丰富，加上学科目录划分的影响，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与历史学界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历史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时间尺度，终究要解决的是空间上的科学问题，故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都十分重视地理学的思维方法，与地理学界有着十分密切的交流。未来，历史地理学需要找准为地理学提供长时段支撑的学科定位，在保持与历史学良性互动的同时，紧紧跟上地理学的发展步伐。

随着多学科交叉的不断深化，研究的问题导向将更加明确，各学科的前沿思维皆可为历史地理学所用。传统的完全定性研究已经开始引入社会经济学的定量研究方法；传统的地理文献和舆图收集整理逐渐迈向信息科学支持下的电子数据库和云端存储；传统的本土化研究已经扩展至邻国，未来将会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甚至更多国家；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俄文译本问世、华林甫等著英文《本草纲目词典·舆地释名》在美国出版、丁雁南等著英文《中国城市历史地理》在英国出版，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正在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更好地融入全球学术共同体。

随着学科建设能力不断增强以及地方文化建设需求的增加，历史地理学的重要性愈发为社会所认可，如近年来央视《中国地名大会》《典籍里的中国》等文化节目的社会影响广泛，深受好评。未来历史地理学可以抓住契机，面向公众，发挥学术科普的作用，在重拾乡土记忆、建立文化自信等方面彰显出独特价值。

总之，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在上世纪30年代诞生、在新中国前30年逐步建立起来，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显著成就，在新世纪20年的进展则可以用“蓬勃发展”来描述，如今正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发展态势。

历史地理学在中国是一门既古老又崭新的学科。从筚路蓝缕到初具规模，离不开老一辈学者的开拓进取，突出反映了中国传统沿革地理与现代地理学的融合创新，也体现了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特点。后继者当沿着前辈的足迹，继续开拓前进！

作者：华林甫 孙景超 赵逸才

来源：《江汉论坛》2023年第1期

选稿：耿 曈

编辑：郑雨晴

校对：吴雪菲

审订：李春燕

责编：黄舒馨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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